那个海外财阀叫维克多?安德鲁斯。

英籍华裔，五十七岁，全球第十九大富豪，旗下的安德鲁斯集团横跨航运，矿业，金融和军工四大领域，在五十六个国家拥有超过三万名雇员。纸面身价大约一千二百亿美金，实际控制的资产还要更多。

这种级别的人物，别说在省城见一面了，就算是京城最顶级的政商圈子里也轻易请不动他。

但他此刻正跪在荷花村的鲁班门楼前。

膝盖跪在了太湖石铺成的小径上，棉裤的膝盖位置已经被磨出了两个黑色的脏印。他的身后站着四个穿黑西装的保镖，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极其复杂的表情，像是在看自己的老板疯了但又不敢拦。

事情要从昨晚说起。

维克多是三天前到的荷花村外村农家乐，手里拿的是上一批拍卖会上以二十一亿港币拍下的荷花令。他来这儿不是为了吃喝玩乐，是为了治病。

他的病很简单，也很致命。

重度抑郁症合并躁郁症，病史三十年。

从他二十七岁接手家族企业的那一天起，他就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是失眠，后来是噩梦，再后来就开始出现间歇性的狂躁和极度低落交替发作。全世界排名前十的精神科专家他看了九个，药物吃了一柜子，什么抗抑郁药，情绪稳定剂，安眠药，镇静剂，连合法的医用大麻都用过了。

没用。

三十年了，没有任何一种药物能让他安安静静地睡一整夜。最长的一次不间断睡眠记录是四个小时零十七分钟，那是在瑞士苏黎世一家顶级私人诊所里注射了大剂量的丙泊酚以后才做到的。

来荷花村之前，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他的私人律师随身带着一份修改了三十七次的遗嘱。

然后昨晚，琴声来了。

他正坐在农家乐的躺椅上，看着窗外漆黑的荷花山发呆。手边的茶几上放着一个棕色的药瓶，里面装着足够致死剂量的巴比妥类安眠药。他已经拧开了瓶盖，往掌心里倒出了一把白色的药片。

就在这个时候，一种他从未听过的声音飘了进来。

那声音不大，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隔着山隔着水隔着一整片漆黑的夜色。但它却精准地钻进了他的耳朵里，然后像一根极细极细的银针一样，扎进了他大脑最深处那个纠结了三十年的死疙瘩。

他的手停住了。

药没吃下去。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声音能让他的呼吸突然变得平稳了。他只知道，在那一刻，那个压在他胸口三十年的，重得像一座山一样的东西，忽然松动了。

不是消失了，是松动了。

像是有人在山底下凿了一个小小的洞，让一丝微弱的光透了进来。

然后他哭了。

不是无声的流泪，是从腹腔深处涌上来的嚎啕大哭。那种哭法他已经忘了多少年没有过了，大概是在他六岁那年亲眼看着母亲在医院里去世的时候哭过一次，之后再也没有过。

他哭了大约五分钟。

然后他睡着了。

安安静静地，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早上十点。

他睁开眼睛的那一刻，窗外的阳光从纱帘的缝隙里照进来，落在了他的手背上，暖洋洋的。他翻了个身，看了看枕头边上的手表。

八个小时。

他睡了八个小时。

维克多?安德鲁斯在那张木板床上坐了整整十分钟，一动没动。他的保镖推门进来送早餐的时候，看到自家老板呆呆地坐在床边，眼眶红红的但嘴角带着笑，吓了一大跳。

“先生，您……”

“我睡了一觉。”维克多的声音沙哑得厉害，但平静得不像话，“一整觉。没有噩梦，没有心悸，没有半夜两点醒过来浑身冷汗的那种崩溃。八个小时，一动没动。”

保镖愣住了。

他跟了维克多十四年，从来没听过老板用这种语气说话。

维克多站了起来。他走到窗前，推开了窗户，深深地吸了一口荷花山清冷的空气。他的目光越过了外村农家乐的屋顶，望向了内村的方向。

那二十米高的鲁班牌楼在晨光中像一座沉默的巨人。

“昨晚那个声音，是从里面传出来的。”维克多转过身，看着保镖，“我要进去。”

“先生，荷花令只允许在外村活动……”

“我知道。”维克多已经走到了门口，“所以我去求。”

他推开了农家乐的大门，穿过了太湖石小径，走到了鲁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