眨眼的工夫，我们就朝着波涛翻滚的太平洋掉了下去。仿佛命中注定我们会在灯塔基座或者岩石上摔得粉身碎骨，就算没死，也会在摔懵之后像块石头似的沉进海里，变成鲨鱼的点心。

突然之间，那喧嚣不止的海浪声淹没了一切。短暂的一秒钟内，我闪过的念头是：我居然害死了美国队长。九头蛇恐怕做梦都会笑醒。

下一刻，喷射器的声音由远及近，在风声和海浪喧嚣中呼啸而来，犹如利剑劈开浓重的黑暗。海浪几乎已经拍到了我的脸上，像是伸出舌头拼命要和我接吻。就在这时，有人牢牢抓住了我的手腕，把我猛地往上一提。我和冰冷的海面擦身而过，本能地反手捞住罗杰斯。巴基则被那人的另一只手抓住，他还拎着仍旧昏迷不醒的莱曼教授。

然后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声音在我头顶响起，懒洋洋的。“队长，想我了吗？”

托尼·史塔克拎着四个男人，从海面划了一道漂亮的弧线，朝着不远处的昆式战机飞去。等我的双脚重新落在坚实的地板上时，我感觉自己头重脚轻，好像还在海浪里颠簸似的。

“瞧瞧，这是谁家的孩子给吓坏了。”史塔克掀起面罩，一脸冷嘲热讽地看着我，“你要是尿在裤子里了，我这儿可没有替换的给你。”

我一时半会儿说不出话，俏皮话和脏话都说不出。我没尿裤子，但我真的吓得够呛。倒不是没经历过大场面。尽管灯光昏暗，我的眼睛总忍不住要在机舱内四下扫视，想看看有没有东西跟着过来。

没有。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拿撬棍的女人。我想她的确成功弄死了我一次，但那是因为我当时孤身一人，单枪匹马。

这次我不是，以后也不再是了。

赶到的不止是复仇者——开飞机的正是山姆，还有几个我眼下不认识，但今后会认识的人——神盾局也到了，算不上及时雨，但好歹没等我们旱死了再姗姗来迟。有一个神盾局的特工和罗杰斯通过通讯器说了几句话，罗杰斯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然后警告他们在处理时务必小心地下室的箱子。

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和巴基就像两个进错了教室的学生一样，浑身不自在地站在机舱口。史塔克说完风凉话就到到驾驶舱去了。一个漂亮得不像话的女人靠在机舱壁上看着我们，目光在我和巴基身上来回流连。还有一个背着箭筒的男人把莱曼教授放到一张简易床上，随便拉了条皮带把他绑在了上面。

这就是我和复仇者真正打交道的开始，和娜塔莎·罗曼诺夫，克林顿·巴顿，当然还有托尼·史塔克。在这架飞机上，在这个太阳正缓缓自地平线升起的清晨，我们的命运轨迹开始相交，然后就像一列失控的火车似的一起朝着命中注定的方向全速冲去。

但那都是后话了。眼下，他们问了我几个问题，而我则尽量给予回答。之后他们就懒得管我了。我问那个漂亮女人要了纸笔，开始把从超市开始发生的事情记下来。你们如今看到的这个故事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当时在飞机上做的笔记。我像个疯子似的写个不停，因为我觉得要是等再过一阵子，当我凭着回忆重温这个故事，它在我记忆中就会是另一个模样了。有关范德梅尔，有关拿撬棍的女人，她们很可能会变成模模糊糊的符号，象征着神秘和阴暗。

但她们不是，她们切实存在。一个还活着，另一个则已经消亡（希望如此）。

在这个故事的最后，我准备谈一谈之后和莱曼教授的一次对话。在罗杰斯的帮助之下，我终于获得准许和教授见了一面。他在过世之前一直被关押在某个机构。哦，是的，罗斯·莱曼身患癌症，他只活了几个月。没有葬礼，但有一块墓碑。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差不多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被病痛折磨得形销骨立。但他看到我依旧很高兴，应该不是装出来的。

“我猜自己比不上二十岁的时候了。”他说，看出我在打量他，“你来是为了问有关艾尔的事情的。”

他不是在问我，那是陈述句。我静静地坐着，等他开口，或者离开。

“我和艾尔在大学相识。”他说，扭头望着窗外难得明朗的阳光，“她是个怪人。你去问认识她的人，多半只会得到这个答案。这是事实，她的确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

“我是谁？”我问他，好像这真是个问题似的。

教授哈哈大笑起来，他回答：“只有你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你自己能知道。”

我想起那晚在灯塔听到拿撬棍的女人的话，于是又对他说：“你和我说过，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怪物。”

“你见过你的了吗？”

教授看着我，眼神平静。半晌，他从桌上拿起一杯果汁，饮啜了一口。“艾尔还会再去找你的，她和你的事还没完。”他说，语气稀松平常。

“她想怎样？”

教授笑了，但这一次不是愉快的笑。“这个问题只有她自己知道。”

我知道他没什么好告诉我的了，于是起身告辞，临走时握了握他的手。我走到门口的时候，听到莱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