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在想她怎么今天变得这么八卦，听到她这么问，心裏才彻底放松了下来。靠在椅子上，我笑着摇头：“我不会过那种‘相夫教子’的世俗女人想要的生活的，事业最重要。在这点上，我们应该是能够达成共识的，你不用担心我会突然神经病发，退圈生孩子伺候公婆。这样的人生不是我要的。催生也是她家的事情，她自己处理就好。”

“哦当然，我不认为别人这么选择是错的。只是就我个人来说，我不要过那样的生活。”想到自己说的话其中的歧义，我连忙找补。

喻娉婷不动声色，看着我扬了扬眉，良久，她笑了起来，问道：“年年，我们认识多久了？”

第一次见到喻娉婷那年，我十五岁。

手术刚做完没多久，我就从berton回了南鹰市。医生说康复需要漫长的过程，可我没时间慢慢等，主要是我没有钱支付berton高昂的生活费。我听外婆的话，回了国，哪怕眼睛还没有好，还是回了学校，试图把落下的课一点点补回来。

离开一个月，再回来这裏还是这样。

教室的光依旧刺眼，阳光透过玻璃直直打进眼睛裏，像针一样扎进我还未痊愈的神经。泪水被刺激得不住上涌，我只能戴上医生给我的墨镜，硬生生忍着，让自己适应这份模糊的清晰。

我以为手术之后我就会看清了，可事实上，它只让我从黑暗裏挣扎出来，又再次把我丢进了模糊不清的世界裏。眼睛酸胀，头脑晕眩，就连呼吸都带着钝痛。

眼睛和过往一样，其他的呢？

都一样。

这些同学们，他们依旧嘲笑着我，说我是没有爸妈的野种，说我去治病的钱是外婆捡垃圾捡来的。

依旧有人在我视线模糊之际伸出腿来，将我一连几次绊倒在地砖上，上次被绊倒尚未痊愈的膝盖结了的痂再次破开，血顺着腿往下流淌。在我熟练地擦拭时，他们大声、刺耳地嘲笑着我：“瞎子还来上什么学啊？”、“废物就应该待在垃圾堆啊！”、“和你外婆一块去捡垃圾吧！”、“趁着年轻早点结婚吧，生个儿子就没这么难受啦！”

依旧有人在我头昏脑涨趴在桌上缓解眼痛时，将我的书包扔进垃圾桶，或者把我的校服塞进厕所。

依旧有人在放学后将视力不好的我锁在教室，而后在门口大叫着：“瞎子，求求我们，我们就放你出来啦！”

会害怕吗？会疼吗？会难过吗？

一开始是会的。后来就不会了。痛到习惯，羞耻到习惯，孤独到习惯。愿意骂就骂吧，反正我的眼睛已经被治好了，我是在恢复期。我装作什么都没听见，去垃圾桶裏捡回我的书包，去厕所捞起我的校服，顽强地推开墙边的窗户凭着模糊的视力翻出去。

至于那些嘲笑的声音太大，让我感到烦躁的人。我会用盲杖打在他们的身上，撕碎扔掉我作业的同学的书，把他们故意准备好的发酵的黄豆一把糊在他们的嘴裏。

我就是这样的人。没人能欺负我。

只是，我是一个人。

放学路上，他们几个人结伴堵住我的回家路，学我戴着墨镜、拿着盲杖的样子，摇摇晃晃地在路边走着。

真难看，真可笑。

我不会一辈子做瞎子，我的相貌是他们投胎10次都达不到的标致。我抡起盲杖，狠狠砸在为首的男生头上。没有一句废话，只有棍影翻飞，让他们只能疼到大叫，丝毫没有时间来想着骂我。

可他们到底人多，拳头砸在我身上，咒骂贴在我耳边。我咬紧牙，用尽力气反击。看不清也罢，打不赢也罢，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挨打。

这个操蛋的人生，我早就过够了。要么他们打死我，要么滚出我的视线。

就是在那时，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停在我们身边。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年轻女人下了车。年轻女人一声厉喝，把那些人吓得一哄而散，只留下我。

我还在喘着气，墨镜下的视线模糊不清。手裏的盲杖紧紧攥着，像攥着唯一能护身的武器。后来喻娉婷说，我当时就像一条得了狂犬病随时咬人的流浪狗。

我不知道她们是谁，只看到中年女人在我眼前挥了挥手。自从得病以来，我已经见过无数人用这个动作来测试我能不能看见了。厌烦得很，我没好气地开口：“别挥了，我能看到。”

“能看到还带着盲杖和墨镜？”她声音低沉，带着一点笑意。

“因为还没完全恢复，看得很模糊。”我怔了怔，还是回答了。

“你的眼睛会好吗？”她又问。

我皱了皱眉，沉默片刻，说：“手术做过了，现在在恢复期。”

中年女人与年轻女人对视一眼，然后年轻女人对我伸出手：“我叫喻娉婷，这位是曲舒导演。我们注意到你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很符合我们在电影裏的角色设定。你愿意来试试吗？”

她说得直白，我回得更直白：“有钱吗？”

她笑了：“如果试镜成功，每天片酬三千，周期九十天。”